所有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是他人生每个阶段循序渐进的积累。如果你见到他本人，便会发现他做出的那些“出格”的事儿，不足为奇。

  救不救？  

1987年春节前，牡丹江已经大雪纷飞，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下，从牡丹江驶向宁安市东京城的绿皮火车上，张魁（化名）一言不发地坐在硬板座位上，旁边挨着他坐的是被诊断出先天性法洛氏四联症心脏病的13岁的儿子。

张魁是一个中年农民，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已经欠了一身债。此前跑过两次北京，但都排不上号。这次，听说牡丹江来了北京的专家，他满怀希望带着孩子搭乘火车赶来，但又一次被告知“你先回去吧”。

坐在回程列车上，张魁频繁叹气。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全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刘晓程已坐在家中等他，准备接孩子回去做手术。

刘晓程就是白天那位刚刚拒绝接收孩子的北京专家。

8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派刘晓程带队，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开展心脏手术，这个13岁的孩子是他接到的第一位需要手术的病人。

驻地医院只是一个区级大集体医院，心脏手术条件非常艰苦。看到这个孩子的病情，刘晓程内心是纠结的。出于医者的本能，一定要救；但耳边又想起了他的导师——阜外医院郭加强院长的指示：“到条件差的地方开展手术，不要做太复杂的，以免发生意外”。

但刘晓程还是告诉张魁：“给我留个地址，你先回去吧。”

病人走后，他立刻打电话向郭院长汇报情况。

“你能给做活吗？”

 

“院长，我有把握！”

 

“有把握就去做。”

得到了院长的同意，刘晓程想起那位老实巴交农民期待的眼神和那个才13岁的少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病人接回来。

当时还没有手机，如何快速联系上家属是一件头疼的事情。他找到了牡丹江市励副市长，励市长干脆地回答：“只要你有信心做，我就派车去接他。”

于是，刘晓程不顾风雪交加，乘着市长的吉普车，立刻去追赶那对父子。汽车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晚上9点多钟，终于到了他们的家——一间东倒西歪、窗户上钉着塑料布、房顶压着厚厚积雪的破草房。

半夜12点，当父子俩乘火车、搭马车，艰难跋涉了十几个小时，雪人似地走进家门时，眼前的情景就像做梦——北京来的大专家顶风冒雪来接儿子回去做手术，这是真的吗？

刘晓程把父子俩连夜又接回了医院，成功为孩子做了手术。对于刘晓程来说，只要是自己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接下来他在驻地医院做了8例心脏手术，成功挽救了8个人的生命。

巡回医疗很快就结束了，刘晓程没有想到，他和牡丹江的缘分才开始。

  创建中国第二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1949年，刘晓程出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今年70岁，与新中国同龄。1979年，他考取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的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留在阜外医院工作。1984年被送到澳大利亚深造。之后，他拒绝了国外年薪几十万美元的收入，重新回到了阜外医院。

1987年，阜外医院派刘晓程到牡丹江市开展心脏手术，于是就发生了上面的故事。

在阜外医院，外科的四个病区刘晓程都管理过，对于任何一个临床骨干来说，这都是难得的机会。院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重点栽培。原本事业可以平步青云，但刘晓程却选择了那条少有人走的路。

当时，我国有几百万心血管病人需要手术，但即使名声赫赫的阜外医院，每年也只能做1000例手术，这对全国心血管患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巡回医疗结束后，刘晓程递交了《请调报告》，放弃北京的一切，要回东北建一所心血管医院。

1987年6月14日，刘晓程毅然决然回到了黑龙江，对于这个举动，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机缘巧合下，刘晓程来到了牡丹江东安医院，并被任命为东安医院党支部书记兼院长，开启了他在家乡筹建心血管专科医院的梦想。

那一年，他 38岁。

在牡丹江的七年时间里，他为来自全国23个省的3000多名患者做了心脏手术，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心血管技术专业人才。而这段经历，也为他后续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辟中国医改“试验田”  

刘晓程原本认为，他会一直在老家奋斗下去，但一纸调任书，打破了这份遐想。

1994年，中组部一纸调令，刘晓程回北京任职。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院校长、党委书记。

重新回到北京，功名利禄依然没能留住他。任职6年后，51岁的刘晓程又提出了辞职申请。

这一次，他要干一件大事，一件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事情——建一所去行政化的公立医院。

2001年6月，辞去所有官职的刘晓程，被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任命为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以下简称“泰心医院”）院长，开始筹建这所现代化的大型医院。

2003年9月26日，天津开发区管委会投资7.2亿元建立的泰心医院正式剪彩开业，这所全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公立医院呈现在世人面前。

为什么说泰心医院是试验田？因为，这所医院在2003年就确定的“管办分开”、“去行政化”、“无事业编制”，与国家2009年新医改的方案竟不谋而合。

彼时，我国的公立医院都处于“政事不分 、管办不分”的运行体制下，泰心医院与天津市开发区管委会理顺了政府和公立医院的权责关系。管委会和医院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而不是直属的行政管理关系。管委会主要负责法律、法规、监管等方面的职能，不干预医院运行管理。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全权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

医院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打破传统的行政体制，确立自身为无行政级别事业单位；取消事业单位的编制，实行全员聘任制，用岗位管理取代身份管理，委托人才交流中心实行人才托管，所有员工的社会保险按国家规定完全与社会接轨。医院没有大锅饭，多干多得，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和斗志。

没有了体制的束缚，泰心医院就像是一只雄鹰，在自由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早在建院之初，医院就考虑要让泰心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全国的广大心血管病患者，在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还设法方便患者医保报销。2004年８月医院与天津市社保中心签定协议，在全市率先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心脏单瓣膜置换术和心脏双瓣膜置换术实行按病种付费的结算方式。2006年首推临床路径，涉及4个专业18个病种。根据当时社保管理部门统计的数据，实行病种付费的患者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金额下降19%，个人负担金额下降37%。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这些在泰心医院都早已实施。

多年过去，滨海新区已经从2003年的“鬼城”变成繁华之地。泰心医院也从一颗种子长成了大树，医院改革成果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公立医院如何回归公益性？  

刘晓程的愿望是建立一家百姓能看得起病的医院。

如今，收费低廉的双人间病房，含有空调、新风系统、免费一日三餐、免费提供护工.....泰心医院在公益性上确实做到了，可以作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典范。但我国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提出，却来之不易。

1987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陈敏章邀请刘晓程谈心。这次交谈让刘晓程坚定了以深度参与医改、为政府建言为己任的决心。这次会谈中，刘晓程大胆提出对公立医院改革的观点：卫生事业不应市场化，如果政府不承担公有制医院的主体责任，公立医院一定会失去公益性，并可能会出现转嫁危机——红包、回扣、过度医疗“三座大山”。

回归公益性口号的提出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话，但刘晓程却是一个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建院初期，泰心医院的平均住院日是11.2天，现在，仅为5.2天。作为一家以心脏手术为主的医院，这个数字，足以让全国公立医院为之惊叹！2014年9月医院实施药品零差价，在此之前药占比仅为18%，现在更是低到12%。

在公益事业上，泰心医院已携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业机构为全国27个省市区，27个少数民族的1.3万名孤贫儿童免费实施了先心病根治手术。

公益事业需要资金，医院的医疗服务费又很亲民，泰心医院如何既能保持医院公益性，又能生存下去？

“低成本、高效率”是刘晓程给出的答案，也是医院在保持公益性前提下，维系生存的法则。

“回归公益性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不是有钱才能行动。”

  “不以药养医，拿什么养医？”  

目前，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补偿机制上有了进步，但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推进？

2019年10月11日，“医学界”走进泰心医院，向这位医改专家（刘晓程曾两次被聘为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取经，他对下一步公立医院改革有哪些建议？对我们又会有哪些启示？

初见刘晓程，他一身白大褂，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丝毫看不出已经70岁了。

医学界：您认为下一步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应该在哪里发力？

刘晓程：从2009年新医改后，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这是一件庆幸的事情。但还欠缺全面、系统治理。

首先是管理体制，要去行政化。公立医院体制不改，医改无法彻底进行，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1万多家公立医院。1992年中共十四大，党和政府首次提出事业单位体制改革。1996年，中办、国办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党和国家就事业单位改革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文件。体制改革，必须去行政化、去编制，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转型。

其次，建立良性补偿机制。目前，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医保局成立、药品统一采购、两票制实施，但水分挤掉了，补偿机制怎么办？

201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我作为卫生系统唯一发言代表，对公立医院改革提出意见：“消肿瘦身后，要有良性的补偿机制”。

我们要学习福建三明经验，要承诺拿出多少GDP放到医疗上，目前已经承诺每年拿出GDP的4%投入到教育上，医疗具体该投入多少呢？

以前，大部分医院50%的收入来自药品，加成15%，按照这个比例算，医院7.5%的收益来自药品，如销售1亿元药品，那就有750万收益。

现在，“不以药养医，拿什么养医？”如果不认识这个问题、触碰这个问题，那么，医院的积极性就不会高。

做好以上两点，还要做好卫生区域规划，做好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工作。

医学界：去编制后，医生的绩效工资和什么挂钩？比同级别医院高吗？

刘晓程：政府给我们打破行政的机会，我们创造了人员岗位体系、工资体系。医生收入和医疗收入不挂钩，而是与患者数量、床位周转率、医疗资源成本、手术难度、患者满意度挂钩。

其次，医务工作者收入和“苦”挂钩，急诊、ICU、CCU等特殊科室的工作者工作强度大，工资高。一旦转为普通岗位，收入则会随之下降。这里没有大锅饭，优质优价，多劳多得。

每个人的收入不同，但平均水平一定不比同级别医院的低。我们在人力资源的精细化管理下，保障每个岗位的收入。

医学界：您能总结公立医院企业化管理的要点吗？

刘晓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精细化管理。

三个层面的管理，管理体制为纲要，然后派生出各种各样的机制，基础的是精细化管理。

如果不搞管理体制改革，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根本改不下去，甚至可能会夭折。管理体制改的什么？改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解放，才能创造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

目前，我院心梗患者从进门到导丝通过的平均时间是51分钟，最短17分钟，而国际标准是90分钟，我们比国际标准快了38分钟。

我们引入临床路径，将其作为一种管理工具。通过工具大大缩短流程，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

医学界：您对泰心医院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刘晓程：泰心医院没有愿景，我们是摸石头过河，不管历史怎么发展，泰心医院对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贡献，仅相当于小岗村对农业的贡献。历史会证明，这条公立医院改革的道路必须要走。我们是小苗，需要阳光，需要雨露，可能活，也可能死。

但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就形成了路。刘晓程就是医改开路的先驱者，医改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需要更多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实践者去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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